湖南一女子被拘禁近5年遭强奸产女 重获自由后的艰难重生
张玲终于拿到了判决书,37岁的她期待着能远离那场噩梦。在乡下的十年里,她的生活被农活包围,打油菜籽、喂鸡鸭、做饭、照顾6岁的儿子,一切平静而平凡。然而,身体偶尔会露出异样:待在封闭的房间时头疼得厉害,有时会突然发火想摔东西,见到陌生男性会下意识躲避。村民发现这个忽然出现的女人十年来从未离开过村子,也没有人来看过她。
直到2024年4月15日,湖南常德的民警在比对“失踪人口”信息时发现了张玲的新动向。她在派出所里讲述了自己从2010年起被关了近五年的经历。她曾是一名大学生,家在常德市区,后来被一个叫钟鹏的男人囚禁并侵犯,最终逃出来被人收留,留在乡下过上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生活。
十天后,桃源县警方将此案立为刑事案件。钟鹏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事拘留,但因过追诉期未被起诉。5月28日,检察机关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钟鹏。10月15日,桃源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,钟鹏犯强奸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。
案件之外,在桃源县公安局和妇联的帮助下,张玲与父母分离14年后再次相见。妇联计划为张玲现在的家庭提供资金补助,并介绍工作机会帮助她融入社会。
在母亲邓洁的记忆中,2010年1月22日原本是个普通的日子。那天早上,女儿像往常一样去上班,临走前还说要给妈妈买新衣服。邓洁和丈夫张忠凯认为女儿懂事乖巧,从小自己上下学、做饭,照顾自己也照顾弟弟。为了让女儿变得更好,他们安排好了一切,包括大学专业和工作选择。尽管如此,张玲感受到这种爱有时也会变成压力。
大学毕业后,张玲按照家人的安排回到常德工作,刻意保持与家庭的距离。但父母觉得她联系少了,行为反常。后来,张玲开始做小生意,表现出野心,这让家人担心她可能参与传销。为了防止意外,邓洁不再允许张玲独自在外住,租了房子让弟弟接送姐姐上下班。这种怀疑和控制让张玲感到压抑,最终决定离开。
她找到了钟鹏——一个自称人脉广的中年男人,对方承诺给她介绍高薪工作。2010年1月22日,带着对未来的憧憬,张玲搭上了去漆河镇的汽车。当天是腊八,天气很冷,她跟着钟鹏上了二楼,再没出来。
张玲就这样消失了。邓洁和张忠凯最初以为女儿只是去朋友家小住,直到春节都不见踪影,才决定报警。此时的张玲已经被钟鹏锁在屋里三十多天。事发当天,钟鹏带张玲来到一处院子,小楼的所有窗户都用钢筋封着,大门和楼梯间也上了锁。张玲被推入一间小屋,手机和包被抢走,门被锁上。她本能地砸门大喊,但无人回应。钟鹏威胁她,声音太大就会弄死她埋在后山。恐惧让她不敢再发出声响,只剩下颤抖和哭泣。
困住她的房间狭小,几乎没有走动空间。每隔一周,钟鹏都会对她进行性侵犯,羞耻和憎恨不断累积。她尝试过绝食和挣扎,但最终败给了求生的本能。她只能幻想有人来救自己,期待有一天那扇门打开后,走进来的不再是钟鹏。
据判决书,警方现场勘验笔录显示,张玲被拘禁的地方位于二楼,居住房间狭窄、门窗封闭。钟鹏的女儿在证言中提到,钟鹏不准张玲下楼,若不听话就会遭到辱骂。外人不会知道,墙的另一侧,一个不属于这里的女人正在求救。
在这间“牢房”里,时间变得漫长。她的希望被消磨殆尽,常常感到呼吸困难,视力也越来越差。她失去了自由、尊严、人格,连阳光和新鲜空气都成了奢求。每到过年,闻到竹笋和椿树芽的味道,她知道这是春天;当窗外响起花炮声,意味着又挨过了一年。她想念家人,特别是妈妈。
2014年的一次电话中,邓洁听出了女儿的声音。张玲提出需要1万块钱,嘱咐不要报警。邓洁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暂时不报警,约好交钱的那晚,张玲最终没有出现。此后,钟鹏变得更加紧张,不准张玲晚上开灯,安静坐着也会责怪她砸门。
转机发生在2014年的一个下午,钟鹏的大女儿放张玲下楼打扫院子。她试图逃跑,但长期的封闭让她连路都不会走,很快被钟鹏的女婿鲁宁撞见。鲁宁发现后,钟鹏开始转移张玲。几天后,钟鹏把身份证还给她,让她立刻跟自己走。那晚,张玲跟着钟鹏走在田间小路,到了镇里的公共汽车站。
2014年10月,张玲被带到桃源县热市镇的一座村庄,遇到了薛丹。薛丹不忍心看着张玲陷入危险,多次阻止钟鹏带走她。渐渐地,张玲开始信任薛丹一家,重获自由后的她依然难以适应。她洗了五年来的第一个热水澡,白天劳动,晚上睡觉,没有人再打骂她。她拥有了第一部手机,可以自由地联系任何人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,张玲说话时开始带着笑容直视对方。她种上了辣椒、毛豆这些常吃的菜,还种了两棵盛放的玫红色月季。但她仍会时不时感到恐惧,厕所的异味让她不想上,大风把门吹得响,她会害怕。面对丈夫,张玲也无法完全放下戒备,平时他们分房睡。
她牵挂与钟鹏生下的女儿,现在没人能阻止她们相见,但因为陌生,女儿只在周末才来一天。她珍惜这短暂的相处时光,但有时候看到女儿那张与钟鹏相像的面容,头就开始疼。
如果没被囚禁,人生会怎样?张玲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。过去的她要强,考上了专科,同时修完了本科项目,拿到自考本科学历。同宿舍的朋友都谈恋爱,只有她在学习,拿到了导游证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水平证书。
14年后再见面,邓洁觉得一切都变了。张玲胖了、黑了,头发绾在脑后,额前散着细碎的刘海,架个眼镜。旧衣旧鞋一身土气,走路低着头,连方向都分不清,完全没了当初的风采。口音也变成了桃源话,只有叫“爸爸”“妈妈”时才有些从前的爽快。
邓洁把她带回家,但在干净整洁的房间里张玲显得格格不入。她最拿手的是播种、收割、洗衣和做饭。邓洁给她买了几套风衣和毛衣,但她一件没要,觉得这些浅色柔软的新衣穿上干活不方便。她更习惯挽起袖子走在乡下的小路上,随手摘一些野果搓两下就放进嘴里尝。
邓洁觉得女儿变化太大了。两人还没聊多久,张玲就要进屋自己待着。妇科检查结果还没出来,她就急着要走。一天凌晨,她坐在客厅把起夜的张忠凯吓了一跳。她告诉父亲想回去,临走前还拎了好几兜鱼和肉带回去给婆婆一家吃。
邓洁愿意接纳女儿的新家庭,承诺帮她带孩子,也可以联系一切能联系的人介绍工作。但张玲清楚,走出来并不简单。她主动选择了封闭,在农村家里不用担心遇到陌生人。偶尔她还会被噩梦惊醒,至今不敢独自散步,但身处家中就能获得宁静和安全感。
她把自己的生活半径缩小,重获自由的十年间甚至没有去过县城。在这里,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尊重和话语权。薛丹一家都觉得张玲聪明能干,大事小情都由她掌管。她规划着这个家庭的未来,让丈夫去考电工证,丈夫照做,每天趴在桌前学习。
但在父亲眼里,他始终无法认可这场婚姻。在家的五六天,张玲哭了好几场,父亲总是强调别人家的孩子出国、拿奖学金,自己的孩子却嫁了一个“又老又穷”的男人。亲戚们再一次围住张玲,劝她减肥,劝她再想想未来。现实且粗粝的清苦生活让她不得不考虑重新回到城市谋一份生计,尽管她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扎进人群,告别恐惧。
有关部门正在提供帮助。桃源县妇联正在帮助张玲寻找工作机会,教育局则安排了张玲的女儿转学到热市镇,并做了心理疏导,让她慢慢接受真相,回到母亲身边生活。父母还在迫切地等待着女儿的回归,为她准备好了一切。收到判决书的当天,她带女儿去派出所改名字,不再姓“钟”,随了丈夫的姓——她相信,这会是个新的开始。